幸会茅于轼
岑科
我与茅于轼先生的交往，始于《生活中的经济学》。
我高中毕业那一年，正值邓小平南巡讲话，全国掀起一股经商和谈论经济的热潮。我懵懵懂懂报考了经济系的经济管理专业。进入大学后发现，我们所学的以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大部分课程，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。老师讲不明白，自己想不通，更没有学习的兴趣。上课时，大都是老师照本宣科，学生死记硬背，课后应付考试过关了事。我当时以为，所有的知识和理论都是这样的，如果没弄懂，一定是自己没下工夫，或不够聪明的缘故。
1996年，大学毕业后，我在北京一家建材公司工作。199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，在北京海淀图书城的“国林风”书店，我无意碰到了《生活中的经济学》。这是我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当时买回这本书后，好几天沉浸其中，原因是我后来说的：“这本书讲述的是经济学知识和原理，内容却轻松怡人——印象里，只有金庸的武侠小说才能让我那么专注和愉快地去阅读。”在这本书里，茅于轼先生以自己在美国游学访问的见闻为背景，通过生活中的日常琐事解析经济学，语言引人入胜、观点精炼、思想凝重，让我入迷和叹服。从此，我走上了自学经济学的道路。
1998年，我从原单位跳槽到另一家公司，被外派到珠海，上班的地点在珠海吉大百货商场旁边。一天，在商场二楼的书店里，我发现了茅于轼先生的又一本文集《谁妨碍了我们致富》，当时毫不犹豫买了一本；还买了“当代中国经济学家随笔录”系列丛书的其他几本，开始接触到樊纲、盛洪、汪丁丁等学者的思想。那时候，我经常去书店搜索经济学读物，并在网上阅读有关经济学的文章，又熟知了杨小凯、张五常、王则柯、薛兆丰等人的观点。由于工作清闲，每天可以看书到很晚；躺在床上，思绪被学者们的经济学逻辑牵引、仿佛灵魂出窍的感觉，至今非常怀念。
长时间的阅读，使我产生了写作的愿望。2001年7月，我完成一篇长文《一个俗人眼中的中国经济学家》，对中国的“十大经济学家”作了个排名。这篇文章被网络广泛流传。现在看来，文章写得很稚嫩，有不少谬误。但把茅于轼列为中国经济学家之首的观点，至今没有改变。
我对茅于轼如此推崇，源于他的一篇文章《统一台湾的小民之见》。那是2000年，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，大陆政府举行军事演习和导弹发射，还声称“我们不惜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统一”。茅先生为此写道：“如果两岸确有一批‘仁人志士’，认为必须动武，而且不是叫别人去打仗送死，而是自己愿意为崇高的统一目标牺牲在所不惜。不妨专门划出一块地盘，让两岸的武士们在那里拼死较量一番，过一过动武的瘾。既免了搅乱别人的和平生活，也让他们的心愿得以满足。”
这篇文章给我很大的冲击，我事后这么描述：“在经济学界，我仅看到一篇公开反战的文章《统一台湾的小民之见》，作者是他——这位富有人道主义和社会责任的智者，从此成为我心目中无可替代的精神偶像。”
2002年，我从珠海回到北京，在一家报社工作。大概在2月份，见到茅于轼先生的新文集《寻求社会致富之道》。其中有文章讲述了他年少时被侵华日军驱赶逃难的故事，以及在“文革”中受迫害的经历：“一次我被红卫兵用鞭子抽，血把背心都粘住了。如果不是碰到联动分子骑着自行车，车上插着‘要文斗，不要武斗’，我这条命恐怕早已没了。”又说：“我很担心社会犯了健忘症，对过去的错误有意无意地掩饰，以至于类似的错误卷土重来。”我读后非常感慨，写了一篇《遥望茅于轼》，表达对他的思想观点和人生经历的尊敬。
不久后，我收到一封邮件，是天则所下属的中评网编辑发来的。原来，他们在网上看到我的文章，把文章转给茅先生，茅先生在给他们的回信中写道：“我想知道作者是谁，是在哪个网站上发表的。……我感觉作者十分完整地把握了我的思想，准确地区分出主要和次要。”他们把这封邮件转给我。我见信后非常高兴，立即写邮件给茅先生，希望能拜见他。茅先生很快回信，约我第二天到他家见面。
2002年3月15号，我第一次见到茅于轼先生。跟所有人一样，我对他的印象是温和、自然、平易近人。他询问我学习、工作的经历；我跟他谈了学习经济学的感受。他又问我还缺哪些他的书，然后到书柜拿出来，签名送给我。他还向我透露，即将开办一所家政培训学校——也就是富平学校；我当时没太在意，想不到这所学校后来给他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声望和是非。这次见面的谈话内容很普通，但离开他家的时候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；那种与偶像近距离接触的幸福感，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激励。
在他家，还见到了赵燕玲女士，茅先生称她是自己幸福的第一源泉。他曾这么描述：“她是一位非常美丽又能干的贤妻良母。我说她美丽，并不是因为我爱她，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她的大照片在照相馆的橱窗里展出。不论她住在哪里，苏州、上海、北京，她的照片就挂到哪里。……她非常能干，会做衣服，结毛衣。我的衣服从衬衫到外衣都出自她的手。她会烧整桌的菜肴，直到今天，我不愿到饭店里吃饭，因为味道没有她做的好。我当右派时多少人趁机追求她，她没有离我而去；在文革时她勇敢地尽量保护我们全家；在改革之后她为我解脱了全部家务，让我可以全付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。……想来想去，我一生最值得写的就是赵燕玲。”
茅先生对妻子的热爱引起了我的兴趣。我想知道他的学术思想背后，还有怎样的人生细节。很凑巧，2002年6月的一天，我接到他的电话，说有一本关于他的学术评传，作者完成了一小部分，因为特殊情况，不能继续下去，问我是否愿意接手余下的工作。我当即表示愿意，愿意之余，对他的信任非常感激。
为了写作《茅于轼·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》，我广泛阅读了茅先生的各种著作以及有关他的媒体报道，并与他多次交谈。我发现，他在很多问题上表现得像个“两面派”，比如，他对价格机制把握得非常透彻，但另一方面，他经常从道德规范的角度看问题，像对市场原理一窍不通的“经济盲”；他对很多敏感问题敢于直言不讳，但一直反对用激进的手段促进社会变革；他反复强调要保护富人财产，但对帮助穷人不遗余力；他对权力垄断和贪污腐败深恶痛绝，但无时无刻不在呼吁社会公众积极纳税……这种矛盾的景象，奇怪地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。
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：“他的中庸，其实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价值目标的最优选择，是择优分配原理的又一种体现。”——这里所说的茅于轼先生的“价值目标”没有解释，是指社会改良与人际和谐。
2002年12月，这本书写作完成后，我看到《南方周末》评选2002年年度人物的消息，茅先生在候选人之列。当时，他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没有今天这么高，我很希望他的思想观点被更多的人知道，于是把这本书的开篇《茅于轼的桃花源》发到网上，并附言：“如果《南方周末》希望它的年度人物能够在出现在100年后评选的‘十大影响力人物’中，茅于轼是最大的可能。”我又在后记中写道：“无论他是否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年度人物，他的名字在多年以后一定会有人记起。他那些智慧与温和的文字，正是播撒在我们追求幸福与安康的漫漫长路上的闪亮火种。”
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已经从报社辞职。2003年4月，这本书正式出版。差不多同时，我接到茅先生的邀请，让我协助他联络一些专家，翻译并出版一本能源论文专刊。做这件事让我领教了茅先生的纳税人意识。他经常说：“因为政府不够廉洁，或者担心公款被一些腐败官员贪污，就不愿交税，前景非常可怕。老百姓不缴税也就放弃了监督政府的权利，发展下去，一定是政府腐败没人管，社会混乱和无序。”他嘱咐我，一定先扣除所得税，再向专家支付翻译费，包括他和我的劳务费。我去税务局的时候，这种零散的小笔收入没有窗口办理，只能找专人开税票，再到银行交款。有一次，因为来回折腾，银行下班了，不得不第二天再去。这本专刊经我出了两集。那种交钱还得求着对方的经历，让我体会到税务机关的霸道。
因为出版能源专刊，我认识茅先生的一位朋友陈大鹏，并到他的图书公司工作。到了夏天，“天则书院”在五塔寺（当时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办公地点）内开办，本来是针对天则内部员工的知识培训，但有不少外面的人去听。我也在其中。茅先生讲微观经济学，共十次课。课后，他让我整理讲课的内容；后来经他修订，形成了《微观经济学十讲》一书。由于反复听录音，还要写成顺畅的文字，这个任务大大提升了我对微观经济学的认识——主要是对交换创造价值的过程，以及供求曲线背后的基本原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
2004年1月初，我收到茅于轼先生的消息，说广州有个民办学校请他编写经济学教材，问我是否愿意参与。我很高兴，和他一起前往广州，见到了信孚教育集团的信力建先生。信力建表示，他想在自己集团所属的中学开设经济学课程，并向其他学校推广。茅先生一向致力于普及经济学知识，对这件事很赞同；但有点担心，在中学教经济学，学生的理解能力是否能够接受。我跟他说，就算不能在中学开课，编写一本面向大众的经济学读物，也是有价值的。他同意了。于是，我在他的指导下，着手编写这本书。
编写这本书大概花了8个月时间。我又深入阅读了茅先生的著作和很多经济学教材与原著，包括对我影响巨大的熊彼特的《经济发展理论》。茅先生主要负责给提纲和文稿提意见。由于我认为过去的经济学教材普遍存在内容割裂的问题，不能把制度经济学、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，所以这本书一开始就讲人的自利本性，讲法律和道德如何形成，构建了社会；然后讲社会制度如何演变，产生了市场经济；接下去，讲市场中的供求和价格；最后，再讲市场行为如何影响经济总量。其中很多内容是由茅先生的思想转化而来。
这本书在2005年正式出版，定名为《大家的经济学》。我在后记中写道：“这本书希望做到通俗易懂、生动有趣——当然，这也是一切优秀教材和书籍努力追求的效果。至于本书是否做到了这一点，有待读者的评判。”
读者的反馈是令人鼓舞的。有人来信说：“我从小就对经济学很感兴趣，读了一些书，但是都很难坚持下去，因为里面的说教太缺乏吸引力。我想您的书是我读过最系统、最详细、例子最易懂的书。”类似这样的邮件有几十封。有一位叫华君的朋友，读过这本书之后，建立了一个名叫“大家的经济学”的网站，用来学习和传播经济学。当然，我也认识到这本书的缺陷。真正的经济学不应该有宏观、微观之分，在这方面，茅先生已有的著作中可供吸收的理论资源不多。而且，由于编写时间有限，书的后半部分原创色彩大大减弱，原先希望达到的宏观、微观经济理论一体化的效果没有很好地实现。我暗自下定决心，要钻研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原著，等到时机成熟，再重写一部通俗的经济学原理读本。
茅于轼先生在一篇讨论学术方法的文章中说过：“如果你真正懂得一个数学方程，你应该能够将它用通俗的语言作出解释。不但数学方程如此，任何一个理论都应如此。”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典范。这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以至于我对所有不能用通俗语言表达观点的学者和他们的理论，都会保持怀疑；也导致我在表述经济学观点的时候，会尽量把话说到最直白的程度。
写完《大家的经济学》之后，我到了一家杂志社上班。2005年8月，我去茅先生家里给他送能源专刊第二集的稿费纳税发票，才知道因为头一年他在一份敏感的公开信上签了名，结果，天则所的事业法人单位注册未获通过。天则的办公地点本来位于昆玉河边的五塔寺，环境很好，但是物业管理公司以天则不获重新注册为由，要求中止合同，最后他们不得不搬迁到一个居民小区里。
接下来的两三年，我换了几次工作单位。由于种种原因，和他的联系少了很多。但只要有事找他，他几乎有求必应。同时，我也通过网络和媒体关注着他的情况。让我高兴的是，他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和公开演讲的机会越来越多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在舆论中引起很多争议和批评，这种情况是以前没有的。特别在网络上，看到很多人以极其恶毒的语言对他进行辱骂的时候，会感到非常痛心。一个为了争取大众权益而付出巨大牺牲的老人，反而被他为之奋斗的人群所攻击，这是最大的悲哀。
一开始我想不通，为什么一个孜孜不倦传播真理、身体力行造福社会的老人，会遭到那么多人的怨恨。后来明白了。在这个社会中，固然有茅于轼这样的人在传播他们信奉的自由市场理念。但还有一架非常庞大的机器，在通过教科书、电视、电影、报刊、杂志等媒体，传播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理念。这部机器影响的人群，比“茅于轼们”影响的人群要大得多。那个更大的人群已经习惯了用统一口径灌输给他们的观念看待世界。所以，当他们第一次听到“抵制日货很愚蠢”、“经济适用房不可取”、“保护富人穷人才能变富”、“18亿亩耕地红线没必要”等“标新立异”的观点的时候，会觉得碰到了洪水猛兽，恨不得先除之而后快。这大概就是茅于轼先生在网络日益普及的年代受到激烈攻击的原因。
《生活中的经济学》是茅先生的代表作之一。但仔细一想，《生活中的经济学》也很难帮助普通人建立一套完整的市场经济理念。这本书虽然好读，但缺乏理论的系统性，这样的知识是不容易被记忆和传播的（他的其他文集也存在这个问题）。而当前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，大部分都是从国外引进的，离中国的现实太远。这让我有一种担心，就是在与强大的宣传机器争夺中国人的思维空间的过程中，自由市场理念将永远——或在很长时间内处于下风。
茅于轼先生曾说，他对现今的经济学教科书不满意。我曾经很期待看到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。但现在看来，这种可能性不大了。他因为事务过于繁忙，已经没有时间作大量的文献阅读。可以考虑的一个办法是，对他已有的著作和文章进行梳理，摘编成一本相对系统的经济学入门读物。对他的经济思想，我曾这么总结：
“纵观茅于轼的经济研究，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择优分配原理。这个原理的前提是边际收益递减的自然公理，它们的定义和推导都有严格的数学关系相对应，所以极为可靠。由此出发，他的观点沿着逻辑理性和生活经验不断延伸，逐渐形成了一个严密统一、清晰可信、富有原创精神和现实色彩的思想体系。
“由择优分配原理出发，可以得出一般均衡状态导致社会资源最优化和福利最大化的结论。……在一般均衡状态下，商品可以通过货币毫无阻碍地互相转化，价格就是价值，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、或曰稀缺性，这就彻底解决了价值理论；进一步探究，达成商品供求平衡的条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由竞争，所以茅于轼用一句话来概括市场经济的精髓：充分竞争下的供求平衡达致资源配置最优，他无时无刻不在倡导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；在市场经济下，价格代表价值，赚钱意味着创造财富，买卖行为可以改善资源利用，这奠定了茅于轼的商业交换理论；来到现实问题中，一切政策的制订要以经济均衡状态为目标，以是否有利于赚钱为准绳，所以茅于轼反对以创汇为目标的出口，反对冻结农业用地……”
在这些思想中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一般均衡理论的生动阐释，他举例说：“如果除煤炭价格过低而供不应求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（包括电力价格）都处于均衡状态，因此供应和需求是相等的。但因煤不均衡，如果煤价上升到均衡水平，将引起电价上升，使电力出现多余。可见原先的均衡并不是真正的均衡。……一般均衡价格不仅指某一商品的价格，而且也是整个价格系统。”
这段话给我很大的启发。我以前不太清楚，后来才知道，一般均衡理论是经济学中最核心的内容。但就我所见，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一般均衡的理解和阐述，都停留在数学方程和理论模型的阶段。茅于轼先生的阐述，让我相信一般均衡是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事实。
这样一来，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——宏观与微观理论互相割裂、互相矛盾，就迎刃而解了。茅于轼先生多次提到，对他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希克斯的《价值与资本》。2006年，他把这本书借给我。阅读之后，我振奋不已，原来在宏观、微观理论之间，早就有希克斯这样的大师用一般均衡理论架设了一座桥梁。沿着这条线索，我又找到了瓦尔拉斯的《纯粹经济学要义》，里昂惕夫的《投入产出经济》，克拉克的《财富与分配》等著作，了解到一般均衡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，以及动态一般均衡的概念。回过头再看茅于轼先生的经济思想，我才明白，他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家里最主流和正宗的一个。
茅于轼先生的道德人品广受称赞。其中，我认为他最值得颂扬的品质是平等待人与宽容异见。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，取决于中国人能否建立一个民主、法治的社会，但民主与法治不是光有一套法律条文就能实现的。在很多“民主”国家，有形式上的宪政制度，但实际情况却是个人权利不被尊重，政治选举结果不被承认，甚至引发暗杀与暴力冲突，等等。这充分说明，所谓民主与法治，必须有一大批具有平等意识和宽容精神的政治家与普通公民来支撑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茅于轼先生的人品是中国迈向民主社会的典范。
与茅于轼先生的交往，还让我有了一个很大的收获，就是可以根据他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作朋友。如果一个人在了解到茅先生的思想和事迹以后，无动于衷，甚至表示不敬，我会认为这个人的价值观有问题，不值得做朋友。如果一个人对茅先生很崇敬，我会对他产生好感；如果一个人不仅崇敬茅先生，还愿意追随他的脚步去为人处世，这个人一定值得做朋友。
回顾与茅先生交往的十年多时间，一开始，他的思想把我引上了学习经济学的道路，对我来说是一种幸运；接下来，能在他的身边协助他完成一些工作，更是一种荣幸。我与茅老交往最密切的时期，经常到他家汇报工作，还跟他的夫人聊家常；有一次，他甚至想为我介绍女朋友……这是我非常怀念的时期。最近两三年，与茅老的来往逐渐稀少，不免有些失落。后来想明白了：他实在太忙碌；他的时间不属于自己，而属于每个人需要他帮助的。
最近一次见茅老，是在一个多月以前。我组织一个税收问题讨论会，邀请他参加，因为时间很紧，担心他不一定能来。但一经协调好时间，他马上就答应了。那天的会议非常成功。会议结束时，已是夜幕降临，我送他到路边等车，有意想不到的辛苦。那是入冬后气温骤降的第一天，正值下班高峰，我们顶着寒风，站在路边等了好长时间。最后，在另一个朋友的帮助下，才拦到一辆出租车，把他送走。
“你穿得太薄了。”这是他上车前对我说的一句话。望着他的车渐渐远去，我再次感到一种幸运。我意识到，无论我是谁，是否与他相识，无论离他远近，只要生活在这片国土上，就会受到他的眷顾。
（作者供职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，本文收录于《八十回望——走近茅于轼》，暨南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10月1日出版。）